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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皖南事变国共误判之剖析

来源:63365.com 2016-11-09

  1941年1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进入最为关键的转折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敌我各方内外政策重新调整。然而国共两党两军之间却在此时上演了一幕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烈悲剧——皖南事变。笔者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长期以来对内专制、对外投降政策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与当时国共两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相持阶段抗战形势的错误判断有关。

  一、皖南事变是因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对国际国内形势认识上存在偏差而发动的

  (一)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高估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对自己的支持,低估了抗日持久性,政策重心由外转内,企图消灭共产党力量。皖南事变发生前整个世界局势总体是激剧动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出于共同的价值观或本国利益的考量,美、英、苏等国关注的重点在欧洲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誓死反抗的东方战场则关注不够,帮助很少。特别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绥靖政策,客观上助长、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行为。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为军事同盟,野心急剧膨胀。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妄想在征服中国之后,同德、意法西斯一起征服整个世界。随着世界局势的演变,美、英等国终于不能置身事外,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试图让东方战场牵制日军南进,美、英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力度,如开放滇缅公路,开辟”骆峰”航线,派遣飞虎队来华作战等,而美、英和苏联的援助也当然更多地给了当时执政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国际形势的发展给国民党亲英美派打了一针强心剂,蒋介石错误地认为日寇已兵分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因此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为了维护巩固国民党执政地位,幻想完全依靠英美政府很快会取得抗战的胜利,显然没有持久战认识和准备。不仅如此,”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蒋介石身价陡涨,从而认为这是向中共施压迫其撤到黄河以北的最佳时机”。蒋介石在会见美国政府要员时称:”国民政府所虑者,唯中共猖獗”,若能得到美国援助,”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蒋介石想利用这一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形势趁机削弱、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他相信,美国政府不会反对,日本政府也会默许,乃至”认为此时处置中共显然不会影响苏俄对华援助”。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皖南事变发生当天,日军的飞机就在事变发生地区的上空”观战”。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一定程度的误判,国民党从五届五中全会开始,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开始了积极反共的步骤,在国共之间制造一系列军事摩擦流血事件,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

  (二)皖南事变是因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对国共合作中军事角力的误判而发动的。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的皖南地区,是蒋介石对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初期与抗日相持阶段两个不同的时期,各自在抗战所发挥的作用及两军力量发展在全国布局上的错误判断所致。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的协商,国民党担任抗日正面战场的抵抗,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侧击敌军和配合友军作战。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是轻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民众力量的,蒋介石把抗战希望寄托在正规军身上。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抵抗,但由于只是单纯地依靠政府与军队作战,没有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丢掉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被迫迁都重庆,退驻西南和西北。相反,共产党由于实行人民战争,其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壮大。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的队伍由3万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队伍由10300人发展为25000多人,敌后根据地总人口达5千万以上。进入相持阶段后,发展最快的当属江南新四军。从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即1939年1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发展可谓神速,在大江南北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在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的广大地区内,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军队由原来的1万多人发展到近1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的迅速壮大,首先令日寇恐惧。1938年武汉会战后,侵华日军因为战线太长,机动作战兵力有限,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相继建立,以人民战争的优势极大地牵制了日军进攻力量,威胁到日本已经占领的区域,日本”闪电”式占领全中国计划破灭,于是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一改抗战初期以进攻国民党及军队为重点的策略,转为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扶持汪伪政权,”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扫荡””清乡””蚕食””三光”政策。

  虽然抗日战局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获得了相对安稳的局面,但根据抗战初期两军发展对比形成的反差,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变化,特别是中共军力在华北、华中的布局,蒋介石当局认为:中共军力在抗日中壮大起来了,固然威胁到日寇全面侵略、独占中国的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与战后的统治局面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特别是新四军在国民党原统治中心江浙地区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更令蒋介石惶恐,新四军的目的是在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这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接着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限共、反共,消灭新四军的计划跃然纸上,皖南事变的发生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之后,军事上加紧对共产党的进攻,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矛头主要指向此前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共产党新四军(原红军游击队)。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皓电”限令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密令顾祝同、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皖南事变提上了议事日程;二是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国民党发出’皓电”齐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务必北移。蒋介石要求皖南新四军北调的目的主要是消除共产党军队对南京的威胁。”12月10日,蒋介石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高领军队围歼新四军。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坐镇江西上饶,策划并指挥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

  (三)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对民心与舆论严重误判。皖南事变前,由于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重点进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战略据点,不仅危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危及英、美在华利益和国民政府在淞沪的利益及全国的统治,加上全国抗日呼声一片,所以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党禁,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允许人民抗战,但开放的程度有限,如它所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也仅仅是一个咨询性机构,不具有决定权。在蒋介石看来,抗战是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事情,国民党集团执行的是一条单纯地依靠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路线,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真正了解民心,他们也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壮大而无法控制。

  皖南事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整个国内国际舆论使中共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皖南事变导致”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事情。事变发生后顽固派曾得意忘形,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提出将军长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并调集20多万军队向江北新四军进攻,反共高潮达到顶点,蒋介石消灭新四军之心昭然于天下。对此,中共予以坚决反击揭露。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事变的真相,并对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宣传上、政治上、军事上所应采取的方针作出了指示。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8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成立,全军扩编为7个师共计9万多人。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勾结日伪、实行”剿共”的整个阴谋计划,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办法。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愤然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海外侨胞和民主党派纷纷开展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国统区、敌占区的各阶层人民,积极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一些中间党派有志人士也真正认识到了蒋介石虚假的面目。1月12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上书蒋介石,指出”今年成为我国最艰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问题,恍若迫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又因以便利敌人之趁间抵隙,不得不有望于总裁暨中央诸同志之毅然决然,进谋国内和平之巩固。窃以为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定抗建基础,安于磬石”。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致电国民参政会转国民政府,指出”一月,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呼吁”务祈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呼吁,终止摩擦,消弭内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也予以谴责,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由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解放区战场的迅猛发展,在阻止日本企图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的战略计划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公开表明态度,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内团结,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反共,将停止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苏联《真理报》1月27日评论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对于皖南新四军之攻击,已使中国各阶层之爱国人民大为震惊,尤以劳动群众为然”。就连蒋介石自认为是关系密切的英、美政府也照会国民政府,不允许国共分裂,不支持中国打内战。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英国政府”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美国民众团体及社会名流致电蒋介石:”美国的朋友都因中国的分裂而为之惊惶”,”希望委员长谨慎处理,不致使事态发展为中国的危机,轴心国远东盟友之胜利”,”这样的行动只会帮助日本而有损中国在美国的令誉。我们觉得,恢复中国的团结是为了制止极权国家在亚洲的侵略所必要的”。此外,英国伦敦、缅甸仰光等社团也来电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为。可以说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自趋没落、自绝国人的行为”。皖南事变后的这种形势很显然令蒋介石大失所望,蒋介石国民政府空前孤立、被动,从而不得不表面上对外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之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国民党在国内外民心的丧失源于对民心的错误认识。

  二、新四军遭受重创与中国共产党及新四军战略战术多方面的误判有直接关系

  虽然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的计划失败了,统一战线也未破裂,但不可否认的是,皖南事变重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力量,新四军几近覆灭,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被杀,还有不少中、高级干部被俘或牺牲,其中上饶集中营就关押了760多名新四军干部和战士。这种惨败与事变发生前两年时间内新四军力量的发展形成了反差,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共中央与新四军对形势判断存在错误。

  (一)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望值过高,对国民党既定的反共政策认识不足。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不同的。国民党拥有执政权,占有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相对较多,拥有近200多万的正规军,共产党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军队总数不足5万。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担任了正面战场的抵抗,是抗日的主战场,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因此,对于许多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希望依靠民族统一战线予以解决,主观上对两党合作后的抗日形势过于乐观,党内甚至有人一度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中枢。如,1938年3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报告,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希望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反对中共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热衷于在大城市里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搞”上层统一战线”,忽视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表现出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尽管中共六届六中会会批评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面对日寇的强大攻势,王明”一切依靠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中共内部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在新四军内部,党的最高领导者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工作的发展,并导致1941年初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即使是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高层甚至还认为,只要国民党没向日本妥协,蒋汪没有合作,就不会在军事上大举进攻共产党。事变前,毛泽东曾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进攻也是小规模的摩擦,他认为,”这次反共高潮是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其实,国民党长期以来奉行”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政策,在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就想通过合作削弱、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曾向王明表示过国民党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即溶共,认为此事乃国民党生死问题,是抗战的意义所在之一。五届五中全会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就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共内部许多人对于国民党抗战的不彻底性、对外依赖性、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反共的紧迫性和强度等问题都估计不足。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直接、间接地都与中共这种错误判断有关,正如刘少奇所说”皖南事变的教训……,就是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二)中共对是否保留皖南战略支点这一问题缺乏考量。1939年2-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敦促中共中央东南局负责人项英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从1939年起至1941年1月,新四军创建豫皖苏游击根据地,黄桥战役后,完成了向北发展,建立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940年10月,国民党韩德勤部在黄桥战役中损失惨重,蒋介石势必对新四军进行军事报复。但中共中央没有对此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于1940年11月发动了曹甸战役,新四军伤亡很大,国民党军队占据了上风,进攻力度增强,客观上使皖南新四军处境艰难,甚至无法立足。但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根据地,认为它在抗日及与国民党的军事角力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一直希望新四军保留皖南战略支点,因此没有及时纠正项英在新四军北渡长江时间和北撤线路迟疑不决的错误,对北撤线路也没有慎重考虑,从而延误北撤时机。事实证明,曹甸战役后,蒋介石正是以此为借口,称新四军不守纪律,破坏抗战,从而全面加快了”予以彻底肃清”的军事部署。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下达命令,不允许皖南新四军往苏南北渡,限期内仍未北渡即予”解决”,同时在广播、报刊中宣传新四军北渡长江的消息,这等于将新四军的行踪告诉日本军队和汪伪部队。日伪军队得知情报后,加强了对新四军北渡长江的军事封锁。新四军北移的所有路线都被卡死,皖南新四军的惨败已在所难免。刘少奇在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时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结果守来了一个大老虎,反而把自己给吃掉了。”

  (三)新四军内部指战员对叶挺军长缺乏信任。新四军成立时,国共两党都想将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国民党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共产党拒绝这一提议,要求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双方没达成协议。最后,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出面向蒋介石推荐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北伐名将”,早年曾任孙中山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伐时”铁军”独立团团长,1927年8月与11月分别担任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总指挥,后因在中共党内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脱党,在海外赋闲10年。从叶挺的任命来看,他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人选,是双方妥协合作的结果。中共任命项英为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是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工人运动的领袖,革命先行者,曾受到过斯大林的单独接见和称赞,在中共党内有较高的威望,他在新四军中有最后的决定权。从项英的任命来看,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但是,这两项任命给皖南事变埋下了伏笔。中共中央一开始并不完全信任叶挺,持”走着瞧”的态度,因为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几乎掩没了他过去所有的光荣和贡献。担任新四军军长一职后,虽然叶挺自己坚信新四军广大的指战员对他信任,并多次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但实际上他已失去党中、军中许多人的信任。在新四军内部,叶挺虽为军长,但处境微妙,因和项英不和,他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提出辞职。项英、周子昆等一批新四军指战员一直质疑叶挺的革命坚定性,导致新四军在北移、突围战略、战术等军事指挥上的不统一,乃至于皖南惨剧的发生。其实,叶挺是革命先行者,怀疑他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信仰,这是错误的。叶挺被捕之后,蒋介石曾亲自或派人三番五次许以高官厚禄劝他归顺国民党,每次都被叶挺严辞拒绝。他在狱中写下《囚歌》铭其心志,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展现了他崇高的革命情怀和伟大的情操。据新四军老战士后来回忆,皖南新四军困难时期,他自己出钱购买枪支、弹药,由其夫人李秀文押运至皖南。后来,叶挺用实际行动消除了中共中央对他的怀疑。皖南事变后,作为皖南事变的当事人,叶挺也认识到他自己的历史问题的重要性,1946年3月4日,也就是重获自由第二天,叶挺就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中共中央就批准其重新入党,可惜叶挺不久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四)皖南新四军在突围的战术上有失当之处。新四军北移过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多为山林地带,又连续几天下雨,特别是夜里行军不便。对于星潭一战,项英与叶挺意见不一,项英主张采取单纯的游击战术,避开强敌,边打边突围,叶则主张单纯的正规阵地战,坚决打下星潭,撕开国民党军队包围圈的一缺口,然后全线向外突围。结果新四军军分会对要不要打星潭一战开了7个小时的会议,最后决定不打星潭,造成突围北移良机一再丧失,整个北撤部署被打乱,给国民党对我军的合围、封锁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在北移线路上,军分会决定经茂林地区北撤,这种做法,”应当承认,由于临时改变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40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有轻敌思想”。没有经过事先的侦察,也没有经过研究和讨论,”实践证明,军分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不仅因为拖延了北渡时间在政治上的被动,而且选择的行动路线,在军事上也处于不利地位”。从当时新四军所处的情势来看,大部被打散,缺少枪支弹药和相应的保障,已经很难组织起阵地战的兵力,正确的战术应当是游击战结合小规模的阵地战分兵突围。就在中共中央电令由叶挺和饶漱石二人全面负责新四军政治、军事工作后的”石井坑”突围时,新四军已经完全没有正规作战的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仍然坚守阵地打正规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造成更大的牺牲。

  (五)新四军突围失败后对同国民党和谈期望值太高。皖南新四军陷入绝境,为尽可能保存部分骨干,东南分局副书记饶漱石向叶挺建议:”你是否可以到第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山上的我军指战员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实行停火,这一决定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首先,蒋介石虽然还不敢公然与共产党闹分裂,但彻底肃清皖南新四军之决心已定,谈判无法改变其决定。其次,新四军已被打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都下落不明,叶挺身边只剩警卫人员和少数几个战士,可以说叶挺已经是败军之将,殊不知战场上谈判的筹码是军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能给敌方以重大杀伤。不具备谈判条件,而让叶挺”单刀赴会”,使得叶挺到国民党第三战区上官云相部与顾祝同面都没见着就遭到扣押被捕。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分裂行径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但此事变作为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共两党在主观上对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错误判断所致。事变的发生,在政治上、军事上于两党、于民族无一益处。抚今追惜,皖南事变已经过去了70多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历史的尘埃难掩其真相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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