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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易经》卦爻辞的文史哲三元构成

来源:63365.com 2015-11-26

20世纪的易学者不再专注于在传统易学内继续发挥过往的注疏,而是以历史眼光和哲学观念,对《周易》经传及其他易学材料取一种平等态度,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易学的新问题。[1](P2)百年来的《易经》研究,由于新思潮的激荡、新方法的引进和新材料的发现,取得了不同于传统易学的新成就。其中,《易经》古史研究从20世纪初古史辨派学者从卦爻辞中挖掘零星的史实,到世纪末认为《易经》是一部涵盖64卦的编年日记体史书[2](P3),形成了《易经》古史学派。而《易经》文学研究则由蜻蜓点水式的艺术感悟、对个别卦爻辞的诗学分析,发展到对整个《易经》卦爻辞深入细致的整理考释,由以一爻为单位的片言断句扩展为以一卦为单位、甚至跨卦的整体观照,乃至认为每一卦都含有意象完整的古诗歌。[3](P3)[4](P3)《易经》哲学研究历来是易学的一个重要路向,主要以传解经,继续阐发对《易传》的《易经》哲学化解释,对卦爻辞本身之哲理却关注不多。因此,现在对《易经》的解读有三个相对独立的主要模式,即哲学模式、文学模式和历史模式。然而,就卦爻辞的原始构成讲,每卦既要有史事记录、又要有古歌、还要有哲理格言,这是不可能的。本文将专注卦爻辞研究,在汲取《易经》古史、古歌和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打通文史哲的《易经》卦爻辞三元构成假设,并通过对卦爻辞的文史哲三元解读,构建《易经》卦爻辞三元构成模式。

  一、《易经》卦爻辞文史哲三元构成假设的提出

  (一)《易经》卦爻辞之成书蠡测

  黄凡将辞、象与先秦古籍互证,解释了《易经》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2](P15)他认为,八卦历法和筮法本是各独立发展的,而《周易》借用了远古记年符号作为占筮记录的日期标志,从而将二者结合起来,64卦变成一种专门的占筮历法,而卦爻辞所记录的可考史实,其时间顺序、细节证明,《周易》是按九天或六天一占筮而顺次记录下的商周之交的周王室文存。他得出的结论是:《周易》实际是从商末(周文王)”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未日起,到周初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止,共2880天的周王室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这段时期是商周易代的重要转折时期,流传下来的筮辞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最真实的资料。[2](P1-2)

  黄凡的主要贡献在说明了《周易》八卦符号的来源、意义,论证了卦爻辞所含的历史内容和日期结构,阐述了商周之交8年间的历史事件与卦爻辞的关系,并推定文王和武王的连续纪年和武王克殷的具体年份,而且他对”九”、”六”的解释也有独特之处。

  然而,笔者认为,这个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1)把占筮记录和卦爻辞编定成书等同起来,似乎卦爻辞是一次编定的;(2)没有考虑64卦实际存在的多种排列方式;(3)提出的每卦、每爻的占筮日期不合理,例如,除第一卦外,每卦最后一爻的最后一天的占筮和下一卦卦期第一次占筮似在连续两天进行;似乎每个爻期只有一次占筮,而且64卦的各卦占筮内容不存在重复;(4)按该书解释,有的卦内容不合常识。例如,第51卦《震》每条卦爻辞都有”震”,黄氏解释为大雷电、大暴雨,但如果不是隐喻性用法,可能每个爻期都有”震”吗?

  除去一些枝节问题,笔者认为,在该编年期间的占筮记录可能是《易经》编订的主要素材。商末周初应存在多种筮法(《周礼》云有”九筮”),”周易”本来也只是一种筮法,口头进行,后来开始用文字记录筮辞。但对筮辞进行选择、加工,并加入其他素材形成卦爻辞乃至《易经》成书则是以后的事。周王室占筮未必是每个爻期只有一次,因此占筮日期也就不必限定在爻期的最后一日。占筮内容肯定存在重复,只是在成书时编者应该对筮辞进行了增删。《易经》成书时间应晚于64卦占筮最后一卦完成时间,大致可能在成王主政初期。卦爻辞由国家机密经解密而转入公开流行前,应据一定目的(如传播价值观、让民众建立某种观念)经过了编辑,经文以筮辞为主,也编入了其他材料。《易经》的编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王室的意图、朴素的哲学观念、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涉及商亡周兴的历史教训、试图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等,形成了一定的吉凶判断标准。

  (二)《易经》卦爻辞文史哲三元构成假设

  商代占卜为《易经》文本提供了赖以产生的符码基础。一条完整的商代甲骨卜辞包括四部分,即前辞、问辞、占辞、验辞。[5](P45)卦爻辞中的”初九”、”六二”之类所谓爻题,相当于卜辞前辞中的日期,因为占筮者大致是固定的人,因而其名字省略不记,或即使有记录,名字在成书时也已抹去。卦爻辞大体由问辞和断辞构成,占筮专用辞是占筮术语,一般在筮辞后部,是占辞的一种抽象概括。少数爻辞仅有问辞或占辞,验辞几乎绝迹,但也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爻之间。因此,除了存在文字脱落的情况,《易经》每条卦爻辞都可切分为问辞和断辞,可谓定谳。

  中国古代并无文史哲分立的概念,20世纪20年代以来,受西方学术分科影响,中国学术文化分为文史哲三个基础学科。今日来看,任何学问都离不开对文史哲的考察,而且任何学科都有文史哲的不同层面,并与之有不同联系。[6](P4)广义上,文学涵盖历史和哲学,因为它们是文学表达的素材;历史涵盖文学和哲学,因为历史需要文字记载,而历史观念也需归于哲学;哲学涵盖了文学和历史,因为哲学要总结文学和历史的规律,因此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狭义上,文史哲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独立性。本文既以广义的文史哲作为概念基础,而从狭义的文史哲入手来分析。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哲学和哲理虽不像在西方哲学中那样截然不同,但也并非一个概念,也不在一个层次。本文不用”哲学”一词,而用”哲理”,主要指卦爻辞中那些有一定哲学内涵的格言隽语之类及对一些事体的价值判定,能够反映出编订者价值取向的文字。李镜池认为,《周易》在社会史料、哲学思想和文学价值方面都是文化遗产,20世纪以来对《易经》卦爻辞的研究也在此三个维度展开。[7](P2)关于《易经》经文的来源和构成,认为卦爻辞含有可定性为文史哲的材料,这是从后起的文史哲理论概念对卦爻辞的分析,即卦爻辞中有历史、文学和哲理。经文有哲理文字应是比较明确的。64卦是编年日记体记录,每条卦爻辞皆为史事记录,与64卦每卦皆有古歌,两者都是不可取的观点。但若将文、史、哲三者结合,则可大致描述《易经》经文来源的主要范畴。因此,笔者假设,从发生学角度看,卦爻辞由不同的组分构成,作为素材在进入卦爻辞系统之前,这些组分都应分别归于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范畴中的一个。据此假设,《易经》含有三部分的原始成分。

  那么,我们如何识别《易经》中所谓的文史哲成分呢?这里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一般而言,一句卦爻辞不会既是史事记述,又是古歌片段,还是哲理论述。在下文的探讨中,对《易经》古史部分,笔者将据史料研究,特别是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向史实靠拢;对其哲理部分的研究,笔者将寻求基于文本指称意义和言内意义向语用解释靠拢;对《易经》的古歌研究则需要以形式分析为基础,在文本指称意义和文本解释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互动。

  二、对《易经》卦爻辞文史哲三元构成假设的证实

  (一)商周之际的历史与卦爻辞历史元素识别和分析

  本文不拟通过卦爻辞研究去追寻史事发生的(公历)确切时间,而主要探讨卦爻辞和史事的关联。《易经》的历史叙事不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只可以说其历史叙事具有特殊性。首先,史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事件中活动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不明言的;其次,事件在不同卦爻辞条之间的起因和过程基本上没有明确标记,只有只言片语;再次,不同辞条间混杂着非历史性材料。因此,识别卦爻辞中的历史元素有相当难度。卦爻辞若是以商周之际的周王室筮辞为主题和主体编成的,在该时期政治风云变幻、风雨频仍的情况下,筮辞多与周人国家大事有关,因此上文所述历史发展大事都应能在筮辞中得到体现。

  这里以第三十卦《离》为例分析卦爻辞中的史事记录。该卦以孔颖达《周易正义》[8](P29)为文字基础,据笔者初步分析重新标点并用粗体标记问辞如下。本卦断辞都是占断专用辞,其余是问辞(“敬之”也可能是断辞)。限于篇幅,笔者主要分析卦辞、初九和上九的问辞。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卦名”离”,繁体为”離”,说明其本义与鸟有关。该字在多种古文献中解为鸟名,如:”离,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离声”(《说文》);”离,亦作鹂,仓庚也”(《玉篇》);”仓庚。商庚”《广雅·释鸟》;”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诗经·豳风·七月》),等等。具体是何种鸟则见解不一,多数认为是离黄、黄鹂、黄莺、仓庚等。《易传·序卦》云:”离者,丽也。””丽”古通”鹂”,即黄鹂之”鹂”。可能本为鸟之”鹂”,后又写为”丽”,被错解为”附着”之义(可能与”丽”字形有关)。黄凡详细考论多种古籍并据训诂学、动物学知识后认为,本卦之”离”即指”黄鹂”之”鹂”。[2](P684-688)笔者认同这一结论。关于”黄鸟”,有武王伐纣旗画黄鸟等传说,如《墨子·非攻》云”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太平御览》卷三四零引《随巢子》云”天赐武王黄鸟之旗以代殷”等。《诗·周颂·载见》载:”革有鸧,休有烈光。”此谓武王伐纣时战车所插旗帜上所画是”鸧”,即”鸧鹒”、”仓庚”。据上文,仓庚应当即是黄鹂。因此,笔者把”离”解读为周人伐纣时所尊的圣鸟。卦名”离”来自卦辞第一字,本指实际存在的鸟,在经文中当指鸟之图案(如周人军旗上所画”黄鸟”),这里定位为历史性文字。卦辞”畜牝牛”即畜养母牛,牛对处于农业社会的周人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牲畜,母牛则有牛之繁殖意,也可定为历史性文字,但非具体历史事件。与史事可能有关联的仅”离”一字。初九”履”本义为皮制鞋子,”履错然”可解为”脚步声错乱的样子”,有”慌张奔走”之意。”敬之”,即”尊敬之”,其”之”当指前文”履”,而”履”当指穿履之人,即”足登皮履、慌忙奔走之人”。考虑到商周时局,此应指商王近臣多人归周的事件。武王尊敬他们并邀请他们共助伐纣大业。重用投奔而来的殷贵族知识分子,是周文王以来的一贯政策。武王起兵伐商时,也曾有殷商官员投奔周,得到善待。《史记·周本纪》载:”(殷)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9](P88)实际上,辛甲、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人皆本为商臣而后奔周。”履错然”应当表现是弃商奔周之人的内心不宁和行为慌张之貌,而武王”敬之”,当必”无咎”。

  上九问辞字面大意是”王”出兵复仇,大破敌军,斩敌之首,获得大批俘虏。据占筮时间和牧野之战的基本情况,可初步认定,本爻问辞所述为牧野之战。据出土文物”武王征商簋”铭文可知,牧野之战在甲子日。如果《易经》编者没有改动该筮辞记录本来的位置,该爻期占筮时间应在武王克商牧野之战当日,即甲子日,但具体哪一天尚无法确定,各种论点现有几十个。”用”即一般的采用之意。”嘉”即”美好”、”善”,引申为”功勋”。”折首”即”砍头”。据甲骨文字形,”折”右边是”斤”(即斧子),左边是断开的”木”,意即斤砍断木,后来断木演变为”手”(提手旁),意为用手拿斧弄断东西。史载武王砍纣王之首用的是”黄钺”,此”钺”即”圆刃大斧”,与经文契合。”获匪其丑”中”获”即获得、俘获,”匪”应是古通”彼”之”匪”。用例见《诗·小雅·小旻》”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丑”本字即”醜”,指”众多”。《尔雅》云:”醜,众也。””其”是句中助词。”获匪其丑”也有可能指纣王军队大量阵前倒戈之事。本句实际上即指称武王伐纣最后成功的牧野之战,”王”即武王,”折首”即斩殷纣王首。

  据笔者分析,《离》问辞皆源自史事记录,初九为一事、六二为一事、九三至九五为一事、上九为一事,因此共有历史元素四例,彼此有所关联,也可能指同一史事。本卦诸爻所述事件具有先后的纵向关联,与事件实际发生顺序一致,形成一个史事自然叙事的格局。横向上,特别是在上九爻辞中,”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有人物、行为、结局,也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问辞均有押韵之字,这些文字构成的辞句之美感,虽非诗歌,但也颇为显著,堪为大手笔。以上基于多重证据分析了《离》卦问辞,证明其中确有史事记录。按本文假设,本卦之前诸卦,应有对牧野之战前的史事记述,而本卦之后诸卦,应有牧野之战后的史事记述。笔者依次对各卦进行了分析。64卦中,整卦都与某历史事件相关的只是少数。有一部分较难以看出与某史事有何关联,而与史事有关的卦中,某一卦的卦爻辞可能有一部分涉及某史事,或一、两条,或三、四条,乃至五条,其他的则无关,如《姤》只有三条,而且也不是一条爻辞的问辞都涉及某历史事件。据笔者统计,《易经》64卦中含史事者,加上含其他历史材料的,共有44卦中的317条卦爻辞。综合来看,这些事件大致和传世文献所载的史实相合。这些卦爻辞中,周人和周国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卦爻辞主要的隐含历史叙事框架。

  (二)《易经》卦爻辞古歌识别与分析

  将历史文字识别出后,剩余的就是较易进行的古歌分析了。虽然古人早就注意到卦爻辞的韵语,如《韩诗外传》已将《诗》与《易》引文并举,唐孔颖达亦云卦爻辞”皆为韵语,与诗相类”,但真正对《易经》进行诗学研究还是20世纪初的事。上节分析结果既否定了用韵的地方即古歌,无韵的是占断,卦爻辞除了断辞,皆为古歌的观点,也否定了几乎每卦经文都含有一、两首古歌的观点。解释《易经》古歌所需的符码,大致可参照在它之后出现的《诗经》的韵律、节奏和叠字等文学手法。当然,与《诗经》相比,《易经》古歌远未普遍运用复沓回环、双声叠韵等修辞法。《易经》古歌的判断依据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一是形式上呈现一定韵律(但不一定全部押韵)和规律性字数(二言、三言或四言,但字数不一定完全一致);二是运用了诗歌常用的一些修辞手法;三是具有意象、诗意、形象,或抒情言志,或写景状物(实有或虚构)。

  由于上古文字即使不是诗歌也多有韵,而文字内容从不同角度也会有不同的解读,根据韵律判定古歌具有相当难度,因此需要结合其他两个条件。下面以《大有》为例分析,其经文如下(标记同《离》卦)。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大有》主题与农业丰收有关。九三”公”可能指周西伯,因为他是纣王所封的三公之一,也可能是周初三公之一。但从卦爻辞涉及内容来看,周西伯可能性为大。”天子”可能指商朝先帝或周先祖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等人,因为”天”是周人的固有信仰,在克商后才逐渐和商人的”帝”结合,因此后者可能性大。笔者将”公用亨于天子”定为史事。初九”害”当指影响农事之灾害。牛车在文献中称为”大车”[5](P248),九二”大车”即牛车。关于”彭”,隋唐陆德明《周易释文》云:”彭,子夏作’旁’。虞作’尪’。”笔者从之,将”彭”解为”尪”,该字本指跛足或脊背骨骼弯曲之人,古代巫觋多由此类人充当,这里当指求雨之巫尪。上九”自天佑之”之”天”即周人信仰的”天”。”自天佑之”可能本是”自天之佑”,属于断辞。据黄玉顺考证,”佑”通”祐”,”载”和”祐”(或”之”)用古韵”之”部。[2](P79)笔者从爻辞中辑出四句古歌如下(后面是笔者今译)。这首古歌在形式上前两行押韵;在艺术手法上,现实景象(前两句)与心理活动(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与现代”意识流”创作路子相近;其表现手法类”赋”直陈,颇有”风”之味道。

  无交害,(没有频杂不断的灾害,)

  大车以载。(丰收后用牛车来装载。)

  匪其彭,(不是求雨之巫的神通,)

  自天佑之。(而是来自上天的保佑。)

  笔者的分析过程大致是,首先分析卦爻辞的原始指称意义及其象征意义,然后据晚于《易经》的《诗经》诗歌特点,结合前述三条《易经》古歌分析原则,对卦爻辞进行研究,得到含古歌的卦至少17卦。这些所谓古歌多呈碎片状态,有的仅只言片语,有的是单句引用,有的可能被拆开编入不同的爻辞、甚至不同卦的爻辞之中。此外,也应当有编者仿作的成分。当然,这些古歌只是”假设”,不是说实际”古歌”即如此或它们本身就是古歌。在试图分析《易经》古歌时,不应也不必强行把每卦都敷衍出一首或多首古歌,尽管由于卦爻辞语言的高度简约性和解读开放性,这样的尝试是可能的。古歌主要在问辞中,还有一部分不属于诗歌,但属于象征性、比喻性文字,笔者将这部分归入文学性散文材料。

  (三)《易经》卦爻辞哲理文字分析

  《易经》的哲理问题涉及多重含义。总体而言,经文在哲理上强调变化,但又认为变化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内循环往复,如”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还不曾发展出进化的观念。[10](P68)断辞系统整体上具有哲理性质,这部分即使是保留了真实的筮辞记录,也不会是原占筮结果的原封不动的保留,而是经编订者进行了调整、加工,因此可认为是编者对历史、古歌等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原始材料进行哲理分析的结果。这些断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人上层统治集团对卦爻辞系统其他部分涉及诸多事项的总体态度,隐含着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问题所持的价值取向、经验总结和哲理思考,以及方法论上的辩证观。

  整卦均涉及哲理的卦数量较少,据笔者初步分析,仅有《谦》(主张为人处世,谦卑为要)、《无妄》(倡导无虚妄、无妄想)、《恒》(论述恒心的重要性)等少数几卦。在少数不同的卦之间,实际上也存在有关联的哲理辞句,如《泰》”小往大来”、《否》”大往小来”,两句卦辞共同表达古人的关于变化的观念,补充了”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只强调方向而不涉及大小程度的问题。卦爻辞中,也存在着一些辞句,可单列出来,具有哲理格言的特征。笔者分析得到的结果是10句。例如,《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此句”壮”偏于”蛮力”之意,与”智慧”相对;”妄”本义是渔猎用网罗,引申为”无”、”虚妄”等,该句当是”罔用”之倒,即原为”小人用壮,君子罔用”。此种辞句主要在单条卦爻辞层次上,特别是断辞中,因为断辞功能就是评判某种情况或事态,往往用简洁的文字点出其中的理性内涵。有些断辞没有给出明确的吉凶悔吝这样的占断语,而以”君子”、”小人”这样的道德人格来表明价值取向。

  前文对卦爻辞的三元分析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卦爻辞构成假设。卦爻辞中存在历史事实,在问辞中较多,特别是隐含商末周初的历史叙事。卦爻辞中存在着古歌,形式上有二言、三言和四言,多采用叠字、押韵、复沓等修辞手法。卦爻辞中含有哲理辞句,整个断辞部分都具有哲理性质。卦爻辞中的,文史哲三类文字互不重叠,共同构成了《易经》卦爻辞,亦即《易经》卦爻辞内在有一个三元模式结构。

  三、结语

  本文汲取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易经》卦爻辞文史哲三元构成假设,然后通过对卦爻辞进行的古史、古歌和哲理三元解读,证实了该假设,基本解决了卦爻辞文字的构成类别和属性问题。《易经》卦爻辞的成分按素材来源可分为历史、文学、哲理三大范畴,而卦爻辞本身可分解为互不重叠的文史哲三类文字,此即其内在的构成模式。可以认为,《易经》居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的源头,也是比《诗经》更早的中国诗歌源头。自春秋时期《易传》开始对《易经》的哲学化,基本丢掉了卦爻辞的文学之”美”和历史之”实”,而更关注对卦象系统哲学意义的构建,《易经》文本的哲理之维也被无限延伸。本文的结论打通了20世纪以来《易经》研究的古史学派、古歌研究和对卦爻辞本身的哲理研究三条进路,将各自相对独立的《易经》研究模式整合起来。基于这样的分析过程,我们对《易经》卦爻辞的解读有望更加深入、全面和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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